赖建诚:1918年H1N1流感的深远影响
发表日期:2009-11-23
2003 年初台湾爆发 SARS 时,台北市和平医院封院的事件,以及其它医院有医师牺牲的情况,许多人都还印象深刻。当时升高中的基本学力测验还因而延期,各型的口罩严重缺货,火车与汽车的乘客锐减。各国对 SARS 全力扑救,加上天气转热(SARS病毒怕高温),状况才控制下来。
接下来的另一个大威胁,就是让全世界高度警惕的禽流感(avian influenza或简称为bird flu)。这是候鸟在各国之间迁移,透过鸡鸭、鸟类、猪只,传染病毒给人类的流行感冒,有许多国家都有灾情报告。台湾严密监控各种可能管道,扑杀不少从大陆走私的鸟类。
目前威胁人类的是 H5N1 型病毒。H5N1 是什么意思?H 是 Hemagglutintin(血球凝集素),主要的功能是「与宿主细胞上的受体结合,以利病毒进入细胞中。病毒进入细胞后,会接管细胞,合成大量的病毒蛋白质与 RNA,之后再将这些蛋白质和RNA组装起来,就成了新病毒。病毒要离开细胞时,神经胺酸酶(Neuraminidase,简称N)会切断病毒与宿主的连结。」简言之,H是用来进入细胞的,N是用来离开细胞的。(《科学人》2005年12月号页59)
H有16 种,N有9种,H与N的组合共有144 种(= 16 x 9)。H5N1表示:这种病毒是由 H5 和 N1 组合成的。H1 到 H16 的编排顺序,是依照病毒鉴定的先后顺序编号,N1到 N9也是依鉴定的时间顺序排列。
1918年的流感 (不一定是由飞禽传染,所以不能称为禽流感),是H1N1型病毒株,引发全球大流行,4千多万人丧命。1957年的流感是H2N2型,全世界约 100至400万人死亡。1997 年在香港流行的,是 H5N1 的禽流感,18 人罹病、6 人丧生。1999 年香港有 H9N2 型流感病毒,感染 2 位孩童。2003 年在 8 个亚洲国家传播 H5N1 型,同年荷兰有1千人感染H7N7型病毒。
2004 年 1 月,越南和泰国证实有 H5N1 型病例。2005 年 6 月,中国中部湖泊有6千只野生禽鸟,死于H5N1病毒。同年在俄国、印度尼西亚、哈萨克、蒙古、越南都有H5N1型病毒的感染报告。(《科学人》2005年12月号页50-1)2006年在土耳其、匈牙利、西欧,都发现有候鸟死于H5N1病毒。
以上是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流感病毒的基本特性,以及过去一百年间对人类的威胁。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 Douglas Almond 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把焦点聚在:1918 年流感时受孕的胎儿,比流感之前和之后受孕的胎儿,成年之后的各项健康指标,是否都明显恶化?
医学界对流感的冲击,大都着重在流行时的威胁。现在经济学界提出明确的证据,指出流感的危害是长远的,提醒大家不要低估这个重要的面向:怀孕受胎时期的外在环境,会影响出生时的体重与成年后的各项健康。
1918 年的流感,是从 1918 年的 10 月到 1919 年 1 月,只有 4 个月期间。约有 1/3的怀孕妇女得到禽流感,所以在1919年6月左右出生的婴儿,有1/3 可能在胎儿时期,透过母体间接感染了。Almond 运用 1960-80 年间的十年普查数据(Decennial Censusdata),发现1919年上半年出生者,教育程度较差,身体残缺的比例较高,平均所得较差,社经地位也较低。
但这项数据没有健康方面的数据,所以他进一步运用 1984-96 年间的 Survey of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SIPP)调查资料。这项数据共有25,169个样本,都是1915-23年间在美国出生,在此项研究进行时,年龄为60到82岁之间的人士。
我们都知道,战争期间出生成长的人,因为营养不足,日后的身高体重与健康较差。1918年的流感影响更明显:流感期间受孕出生者,在SIPP 资料内的死亡率,是非流感期间受孕者的7至10倍。若用统计回归来表示,受流感影响的胎儿,日后在整体健康、听力问题、说话能力、举取对象、行走困难、糖尿病、中风这7项上,都系统性地表现较差,而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99%)。
若把这25,169个人的出生日期,分成1919年第1 季(1-3 月)、第 2 季(4-6 月)、第3第4季,再做统计回归分析,结果更明显:在第1-2季出生的人,也就是在禽流感发生时受孕的人,上述 7 项健康指标都明显地差(99%显著水平);而同年第 3-4 季出生者,这7项指标就明显地改善(也是99%显著)。
这项研究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增加对胎儿健康的投资。长期而言,(1)这对全国人力资本的健全性会有帮助,(2)会减少许多慢性病的医疗费用,(3)减少许多社会福利开支。
参考文献
「禽流感专辑」,《科学人》2005年12月,第46期,页37-60。徐明达(2003)《病毒的故事》,台北:天下杂志。
A l mo n d , D o u g l a s a n d B h a s h k a r Ma z u md e r ( 2 0 0 5 ) : “ T h e 1 9 1 8 i n f l u e n z a p a n d e mi c a n d s u b s e q u e n t h e a l t h o u t c o me s : a n a n a l y s i s o f S I P P d a t a ”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 95(2):258-62.
Almond, Douglas ( 2 0 0 6 ) : “ I s t h 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Over? Long-Term Effects of In Utero Influenza Exposure in the Post-1 9 4 0 U . S . P o p u l a t i o n ”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4(4):672-712.
Barry, John (2005): The Great Influenza: The Epic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lague in History。王新雨译: 《大流感:致命的瘟疫史》,台北:台湾商务(2006)。
Kolata, Gina (2001): Flu: The 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and the Search or the Virus That Caused I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吉娜‧科拉塔(2002)《流行性感冒:1918流感全球大流行及致命病毒之发现》,台北: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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