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熊丙奇《体制迷墙：大学问题高端访问》

　　这周五去常州办事。一切都很顺利，唯一不顺利的是买不到及时回家的火车。在近中午的时候，最早回苏州的火车已经是15：30了。于是我吃完午饭后就一直赖在车站附近的麦当劳餐厅里。但我并不寂寞，因为有这本《体制迷墙——大学问题高端访问》陪我。

　　

　　我和本书作者熊丙奇一样，对大学存在的诸多怪现状极为关注。不同的是我只是关注而已，他则邀请了十多位教育、法律、社会学界的人士，举行了座谈，并推出了这本访谈记录。全书分5大章、若干小节，详细探讨了大学中行政、组织、教学、考试、管理、生活上的种种弊端;而杨福家、茅于轼、陈明远、陈丹青、朱永新、葛剑雄、郑元芳……这些响亮的名字可以让读者确信本书的访谈绝非隔靴搔痒、哈哈天气。

　　在此之前，熊先生已经另写了一本《大学有问题》，这两本书关注的问题其实差不多——又何必这么说呢，应该说谈起大学弊端，凡有感触的人能说出来的，其实都差不多。谁都知道大学有问题，谁都知道大学有哪些问题，但是谁都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不是把教育部部长枭首示众就可以解决的。本书取名为“体制迷墙”，可以说是切中肯綮。然而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书稿在出版前蒙尘了许久。

　　在官本位、行政化的腐蚀下，大学没有经济独立、没有制度保障，自然就不可能有思想进步和学术自由，最终只能随着整个大环境的破败而随波逐流。现在的大学几乎都是颓废的加工厂，雇工们所有的工作就是保住饭碗和钩心斗角，而对产品质量漠不关心——这几年产量不是赶英超美了么，形势不是小好啊!

　　书中进行了很多中美对比，越对比越让人伤心。一方面，我们有着很多美国没有的“特色”，比方说校长不能决定副校长的人选，比方说教授还要分成三六九等，比方说行政人员大大多于一线教工……这些特色的巨大功劳就是让教育机器运行缓慢无比。另一方面，很多优秀的美国经验一经引入，马上“本土化”到不可收拾。比方说美国为了防止垃圾论文，提倡用论文被引用数量作为衡量学术价值的指标。但熊丙奇先生自己就解释说，这样的制度一到中国，聪明的学者马上会以自我引用，互相引用，集团引用等方式消解其神圣性。他认为：“这是由于自己看不起自己。”我觉得此言还不够狠，要知道把一个中国无赖放到新加坡，他马上就学会不随地吐痰。所以问题的要害在于：整个国家就根本看不起自己，教育只是其中一面罢了。

　　大学校长不能按心意选择副手，必然造成工作制肘;教授、副教授不能按心意选拔学生(比方说学生英语没过关，政治拖后腿)，就造成陈丹青教授这样的愤然离职;学生不能按心意挑选喜好的课程(有必修课，但少选修课)，必然造成他们学习兴趣下降，学习成果歉收……但是——重要的是但是——你要知道，即便这些都反转过来，新的问题又会成堆：副校长都由校长决定，势必造成校长专权，搞小集团;研究生都由教授、副教授自行招收，也许他们把文盲都招进来了;学生可以任意选课，也许更会让他们一事无成。这些看似简单的小问题，看似不相干的小问题其实都是同一棵树上的枝桠，这棵树就叫做体制。体制不做变化，光修剪枝桠当然不能解决问题。桔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把美国的鲜嫩枝条嫁接到这棵老树上，不能生出新绿是很自然的。

　　陈丹青教授表示，他经常在学校会议上慷慨激昂的直陈弊端，然后是默然的领导和无语的同事。他的弩箭犹如射入了无物之阵一般，连尘土都不扬起一点。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很多学者拒绝了熊丙奇先生的采访要求，理由是：“谈了有什么用?”是啊，我看了这样的书，除了唏嘘扼腕，又能有什么用?陈丹青先生忠告说，请大家不要学我。意思是他教书不成，总可以靠绘画谋生。尔等靠大学工资单过活的知识分子，还是赶快抛弃精神思想，夹起尾巴做人的好。那现在的学生，竟只能指望这种生存状态下的教师的指点，又能有什么收获呢?

　　合上书页，我把视线投射到了麦当劳窗户外边。寒风凛冽的常州火车站广场上，四散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他们三三两两的席地而坐，头发蓬乱，脸皮焦黄。嘴里胡乱嚼着廉价的食品。一旁懵懂的孩子，在广场上得意的蹒跚，尖叫。他们身旁有无数衣着光鲜的男女走过，但要么当他们不存在，要么鄙夷的闪躲，生怕弄污了自己昂贵的裙摆。他们中间显然有一堵无形的墙。这堵墙的建设者，包括城乡二元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刚刚毙命的《城镇流浪乞讨人员收容管理办法》。所以，这堵墙也是体制迷墙。要与这样的墙作斗争，可以学西蒙娜·薇依，毫不留恋的跳出墙外;可以学孙志刚，用鲜血和生命引爆墙基;还可以学熊丙奇先生，用《体制迷墙——大学问题高端访问》这样的小铲扩建蚁穴。不管用何种方式，我相信，只要用力的人多了，这墙终有被彻底夷平的一天。

　　2006-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