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夫不仅仅治国——读《病夫治国（续集）》

　　当我从图书馆的架子上抽出这本《病夫治国(续集)》的时候，顿时一阵灰尘在眼前弥漫起来。我赶快把已经发黄的书本快速翻动了几遍，以清除久积的尘埃。这本书为什么无人问津呢，难道东亚人一看到“病夫”就敏感了么?

　　

　　1976年，法国人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人皮埃尔·朗契尼克写成了《病夫治国》，五年后又推出了续集《非常病人》。我在图书馆找到的是新华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续集修订本，不过书名就是《病夫治国(续集)》，封面也和上图不同，但这并不重要。

　　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倘若本钱不足甚至没有本钱，又要去革命，甚至还成为了革命领袖，会出现什么后果?这正是本书要研究的课题，即统治者的疾病会对他们的决策产生什么影响?请注意这里的提法，是“产生什么影响”而不是“是否产生影响”。因为毫无疑问，类似古罗马加里古拉任命他的马为行政官这样的举动，是不能用任何理性因素来解释的。

　　这无疑是一个精彩而独到的研究视角(陈明远《文化人与钱》也同样精妙)，并且显然可以收获不凡的成果。本书第一个研究对象就是美国前总统里根。这位在年富力强时以英俊、夸夸其谈和见风使舵著称的好莱坞总统在风烛残年深陷伊朗门丑闻的时候，沉重的病体是否影响了他的决策能力呢?试看本书的报告：

　　“当里根于1985年5月同意背着国会与伊朗人接触时，他刚刚决定——在一次染色组织透视之后——两个月后进行结肠癌手术。1985年7月，当他根据诺思和波因德克斯特的建议，研究完用武器交换人质的可能性时，正是距离外科手术几个小时的时候。他的大肠被截掉之后15天，他同意开始向伊朗人交付武器，他正处在镇静剂的作用之下，那是鼻子上的癌细胞被切除后的第二天。1986年1月，他签发密令允许直接出售火箭给伊朗人，这正是发现和摘除令人不安的三块肠息肉的次日。1986年11月，他尴尬的发表了一个费尽心力的电视演说，半推半就的承认黎巴嫩报纸泄露的丑闻，当时他刚刚获悉于茨大夫的小组正准备几星期之后切除他的前列腺……”

　　很难想象此时的里根在白宫秘密会议上重点考虑的究竟是在伊朗的美国人质——还是他自己——的安危。由此读者不得不承认疾病往往会比政治利益、民族感情等因素更能左右领袖人物的头脑。一旦确立了这样的观点，你再去看看患有血管病和偏执狂的斯大林、需要定期血液透析以便苟延残喘的安德罗波夫和马科斯、出行都要提着导尿管的齐奥赛斯库以及被妄想症缠身的卡扎菲、霍梅尼……这些衣冠楚楚的政治家做出的令人瞠目结舌乃至毛骨悚然的举措，难道不应该部分归因于因疾病而带来的身心障碍吗?然而于此相关的另一个方面在于，这些执政者无不清楚自己已是“病夫”，但是很少有人主动由此让出权力，退隐山林。而在他们身旁分享权力的人，也很难改变因领袖们的执拗而造成的灾难。因此本书在最后借助古希腊诗人的语句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谁来监视那些监视别人的人?”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一些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出现了这样的事故往往能哪怕部分的“亡羊补牢”。比如“伊朗门事件”是里根政府瞒着国会制造的，事情曝光之后，虽然里根没像尼克松那样黯然下台，但随着一只只替罪羊被政府抛出，美国毕竟开始填补事件造成的恶果。然而在专制集权国家，试图唤醒领袖们在魔鬼驱使下的意气风发往往如同以卵击石，彭德怀大概就是一个例子吧。

　　但是我这里还想谈另外的问题。一个人活在世上，总难免要遇到疾病的侵扰——无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本书主要研究执政领袖们的健康对决策的影响，当他们成为“病夫”时，最好能有精力充沛，头脑清醒的同僚接过为国民造福的职责，而这些“病夫”本人的终而不治，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值得期待的。但世界上并非只有领袖才生病，大部分“病夫”仅仅治一个家，治一个自己。当我们转头来审视这些最普通的人的时候，就必须考虑他们本身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举出太多的例子，比如甲下井挖煤被压塌了脊梁，乙见义勇为被歹徒刺成重伤，丙遭遇车祸双腿截肢，丁突被查出患了白血病……这样的人昨天还生龙活虎，今天却成为了弱势群体。他们在物质上得到了帮助的同时，心理上却更希望不要被国家和社会打入另册，最好能想方设法摆脱病痛的烦扰，恢复自己的能力，体现生命的意义。换言之，他们仍然希望治己、治家、乃至治天下。这当然已经和本书主题相去甚远，但反正又不去投稿，偏题也无妨了。

　　2006-2-26

　　附：写到一半吃晚饭的时候，和父亲聊起本书。父亲表示，就“新闻联播”的报道来看，我国各条战线上的“病夫”似乎并没有出现本文各章主人公的言行。比如焦裕禄、孔繁森、汪洋湖、牛裕儒……哪怕病入膏肓，依然思想坚定，言行果敢，这是什么原因?我听后晕倒，看来最好赶快联系两位作者，来神州大地研究超自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