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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百态 梁鸿《出梁庄记》

 

 

 

  与《中国在梁庄》相比,《出梁庄记》中的梁鸿除了力图以冷静的态度记录事实之外,字里行间,却也明显增加了许多感性的议论和诠释。这虽然多少削弱了她记实的客观性,却使得她的叙述更具个人色彩。我想,应该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面对乡人的至爱亲情,面对家园的凋零和丧失,使她根本无法节制隐忍、置身事外吧,她只能在自己的文字中为他们奔走、呼号、鸣不平。

 

  继《中国在梁庄》之后,梁鸿推出了她的新著《出梁庄记》。书中以跟踪走访的形式,讲述了“梁庄”生命群体中另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城农民,他们的现状与境遇,他们的迁徙和命运。从内容上看,它既是《中国在梁庄》的补充与延伸,同时也不妨说它已经远远超越了书中所写及的范围,甚至完全可以被视作当今“农民工”群体生态的缩影。虽然只是一个村庄的个例,却可以反照出一个时代,反照出中国当代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歧视和不公,所付出的代价与牺牲,亦因之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并具备了“私人史”的价值。

 

  那么,走出故乡的梁庄人究竟去了哪里?他们究竟如何谋生,靠什么生存?他们与所在城市之间保持着怎样的关系?而他们的生活真相又究竟是怎样的呢?梁鸿历时两年并跨越十多个省市的走访,涉及三百多个梁庄人。他们有的已经逐渐摆脱经济的困扰,有的甚至已经跨进城市高收入阶层,但是,针对于大多数已经走出故乡的梁庄人而言,他们还依然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苦苦挣扎在生活的贫困线上。他们的打工史就是他们的受伤史,甚至是死亡史,他们不得不忍受着身体的重负、身份的耻辱与心灵的伤害,在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处境中,艰难而又顽强地生存——而且,不管生活得好,还是坏,几乎无一例外,梁庄始终是他们的精神所系和话题中心,他们既从来没有真正融入进自己所在的城市,也均对自己所在的城市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敌视。

 

  比如,生活在西安的梁庄人,大都以三轮车夫为职业,作为他们日常谋生的主要手段。但难以想象的是,处身在底层社会的他们,所要面对的其实绝不仅仅只是职业的艰苦和生活的艰难那么简单,他们同时更要面对社会的漠视,制度的不公,以及各类执法人员或明或暗的暧昧执法:协警、城管、治安员、拆迁队员……在城市的街道上,他们属于被追赶、打倒、驱逐的人群,而他们的应对方式,则不外在法律和制度的缝隙间游走,或者干脆紧紧抱团,一人有事,集体呼应,以民间组织的群体力量,来对抗伤害。这种对抗或许有悖于法律精神,但面对社会的不公,他们卑微,却心有不甘;他们丧失尊严,却不无生活理想。“农民工”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是他们的身份标签,当一个人只有借助于羞耻才能存在,除了克服羞耻而成为“羞耻”本身,他们还能如何选择呢?

 

  当然,生活在西安的梁庄人如此,生活在北京、深圳、郑州等地的梁庄人也莫不如此。正像梁鸿所说的那样:“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并不意味着一个普通老百姓就可以致富,同时,即使致富,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更幸福、更安全,也不意味着他的生存空间更大,反而可能面临着环境更为恶劣、生存压力更大和安全感丧失的境况。”梁庄人固然走出了故乡,走进了城市,但他们虽然人在崭新、洁净、华丽、现代的城市,他们事实上却被抛弃在崭新、洁净、华丽、现代之外,城市并不属于他们,他们也从不属于城市——他们感受不到现代城市的宏大辉煌,却不能不面对城市景观背后支离破碎的生活;他们不自觉地认同了自己的命运属性,却常常以匿名、不合法的方式与制度对抗、与命运抗争;他们带着宿命的表情行走在别人的城市中,却依然需要复制农村熟人社会“扯秧子”的模式在城市里生存……

 

  与《中国在梁庄》相比,《出梁庄记》中的梁鸿除了力图以冷静的态度记录事实之外,字里行间,却也明显增加了许多感性的议论和诠释。这虽然多少削弱了她记实的客观性,却使得她的叙述更具个人色彩。我想,应该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面对乡人的至爱亲情,面对家园的凋零和丧失,使她根本无法节制隐忍、置身事外吧,她只能在自己的文字中为他们奔走、呼号、鸣不平。梁鸿说:“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她在书中让他们说,让梁庄说,既是建构一种历史,也即意味着让所有的“农民工”说,让中国农村说。而只要他们每个人都在说,这些话语本身,又何尝不会汇聚成一种足以改变现实的力量呢? (by 深夜一枝灯)

 

出梁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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